沈富英，小名阿七，出生在桐乡乌镇民合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无田无产，靠替人放牛、做长工或短工度日。抗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抗战初期，沈富英担任地步哨，负责一个地段送信、送文件、做向导等工作。地步哨是当时桐乡县国民政府为与各地及毗邻县之间相互通报信息而安排的秘密联络员。

通过一段时期的考察，沈富英于1941年8月由李志林、王坤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2年2月，钱家埭党小组建立，经全体党员推选，沈富英任小组长。3月，改建为党支部，沈富英任支部书记，隶属中共民厚区委。

1942年4月，中共民厚区委主要领导撤离，改属中共新塍区委领导，由沈富英与中共地下党嘉兴县委特派员沈如淙保持联络。支部遵照沈如淙布置：一、停止活动，隐蔽下来，听候指示；二、两人以亲戚名义保持单线联系。沈如淙当时的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区委教育指导员、县参议员。沈富英经常带些自家种植的土产去沈如淙家“走亲戚”。他利用地步哨工作的有利条件，把探听到日伪军和土匪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情况和当地汉奸、恶霸、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这一联系方式一直保持到桐乡、嘉兴等地和平解放。即使如此，期间还是引起了地痞、“游杂”人员的怀疑而险象环生。

1947年8月，某“野鸡”部队因“游杂”人员告密，借故将沈富英拘捕，威胁审讯了22个日夜，沈富英坚决反抗，终因查无实据而释放。

1949年2月，沈富英因地痞孔长年告密，说他私通共产党，被乡警备班逮捕。乡里一直调查到嘉兴，被沈如淙训斥一通，回来后便将沈富英放回。

1949年9月，桐乡虽然已和平解放，人民政权刚建立，但国民党残余势力远未肃清，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沈富英公开身份为民东乡第六村农会主任（党员身份未公开）。当时，钱家埭有5名青年在农会的引导下报名参军，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视。他们欲寻机杀害沈富英，借此压一压广大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军，保卫新政权的热情。后来探听到沈富英有吃早茶的习惯，便派土匪头目“小阿四”等人到村中“刁嘴阿二”开的茶馆里施暴。阴差阳错，沈富英侥幸逃过一命。

后来，土匪打听到枪杀的不是沈富英，就到处寻找。农历八月十五，前珠庙举行烧香会，周边村民大都要到庙里烧香，那天沈富英刚好有事外出，“小阿四”等土匪以为沈富英一定会来庙里，就带了七八个土匪去搜寻，未果。

1950年春，沈富英乘着航船去乌镇办事，船刚离开钱家埭行至种德桥时，忽然岸上有人喊“靠船”，航船户和乘客一听声音知道情况不妙。这时，沈富英镇定自若，示意大家不要惊慌。船一靠岸，跳下两个手提驳壳枪的土匪，喝问：“谁是阿七？……”连喝数声，众人不作理采，十分镇定。两土匪怒目扫视船上乘客，未见异样，便匆匆离船而去。事后群众说：“阿七，今早大家都为你捏一把汗。”沈富英感激地说：“今天是大家救了我的命！”

沈富英几遭险情已深刻地意识到，翻身农民必须掌握武器与土匪展开斗争，彻底消灭匪患，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在上级政府的部署下，村里成立了民兵队，他们白天一面干农活，一面进行军事训练；晚上轮流站岗放哨，一旦发现匪情，及时向乡政府报告，并迅速召集队伍作好剿匪准备。他们多次配合区中队进行剿匪，有效地遏制了土匪的破坏活动，不少土匪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攻势下，那些胁从的小喽罗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小阿四”自知罪孽深重，东逃西窜，终被解放军捕获后压回原籍。民东乡人民政府在前珠庙召开公审大会，并将其镇压。这个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土匪头目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沈富英历任桐乡县乌镇区副区长、区长、区委副指导员、指导员等职。1983年正式离休。